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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农业规模化经营纵深走去,当前农业发展的主

时间:2019-10-29 11:15来源:农业
较长时期以来,土地改革、农业产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调整等等,不是向巩固农民村社共同体及其自主性的方向演化,而是完全相反。特别是取消农业税的同时,也取消了村社集体凭

较长时期以来,土地改革、农业产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调整等等,不是向巩固农民村社共同体及其自主性的方向演化,而是完全相反。特别是取消农业税的同时,也取消了村社集体凭借土地所有权收取土地承包费的权利,导致党支部领导下的村社共同体的民主自治制度,因失去产权制度和经济基础支撑而日趋名存实亡,党的领导在农村日趋弱化,农村黑社会化的趋势日趋明显,而这种趋势还在继续。

第四,农业现代化与农民城市化背离,导致现代化转型的社会风险越来越高。

[提要] 我们一方面要尊重和保障农户生产经营的主体地位,同时要培育和壮大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走农业规模化经营之路。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只有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很少有承包权的流转,而且很多土地流转都是不规范的,甚至连正规的书面合同都没有。 我们一方面要尊重和保障农户生产经营的主体地位,同时要培育和壮大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走农业规模化经营之路。 在一个小农经济盛行的国家里,农业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一方面要尊重和保障农户生产经营的主体地位,同时要培育和壮大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扩大农业经营规模。 进一步转移农业人口 大规模减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让更少的劳动者经营更多的耕地,这是扩大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约有3亿农民转移到了非农业部门从事工商业活动。我国还有2.8亿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占全部劳动力比重为36.7%。如果把20%作为实现工业化的临界标准,我国至少还有16.7%即1.3亿农业劳动力必须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但是,我国目前纯粹务农的农民大多数年龄较大且文化程度较低。这部分农民实际上由于能力问题是很难转移出去的。因此,除了在校读书的一些学生之外,农村潜在转移的劳动力已为数不多了。从人数上看还有很多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从结构上看这些农业劳动力是很难转移的,我把这个矛盾称为“劳动力转移悖论”,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是决策者面临的一个挑战。 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步伐 虽然官方公布我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51%,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但实际上,这个城市人口包括了2.2亿常年在城市居住、工作、生活而其身份仍然是农民的人,这部分人被称为农民工。他们虽然已常年在城里务工经商,但不是城市居民,不在正规部门就业,没有城市户口,没有医疗、工伤和养老保险,没有住房,他们随时都有重返农村的可能。这种现象在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是很少发生的,但在我国却很普遍。一个城市有一半人是城市居民,一半人则是非城市居民,这种城市化至多只能说是“半城市化”,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必须让农民工变成永久性城市居民,只有这样,才能让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土地经营规模才有可能扩大。否则,这些农民工不可能放弃农村承包地,农业规模化经营就是一句空话。 推进土地的实质流转 加快土地流转是实现规模化经营的关键。到目前为止,我国参与土地流转的承包地大约占全部承包地的20%左右,有的地方更高些。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只有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很少有承包权的流转,而且很多土地流转都是不规范的,甚至连正规的书面合同都没有。这种土地流转方式的好处是不改变现有的土地关系格局,所以容易实施。但是,只有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不是实质意义上的土地流转,它不利于稳步推进土地集中和规模化经营。首先,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并没有改变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属性,拥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民由于各种原因可以随时把出租的土地收回来和要求增加租金,即使签订了书面合同也无济于事,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已出现过,而且随着土地流转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时间的推移,这种纠纷将会越来越多。其次,这种土地流转的期限一般不会很长,一般3-5年,有的甚至只有一年,即使农民遵守合同,这么短的租借期限也不利于种田大户和龙头企业对土地的规划、整治和长期投资,甚至有可能导致对土地进行掠夺性经营。一旦合同到期,如果经营得好,非常有利可图,农民就会收回承包地,或者要求增加租金;如果经营不好,种田大户和公司就会终止租借关系,把承包地退还给农民。不管发生哪种情况,都最终不利于土地的集中和规模化经营。 土地承包权的流转是土地流转的核心。所谓承包权的流转就是让农民把承包权转让出来,与土地完全脱离关系,而让种田专业户和农业公司获得土地的承包权而不仅仅是使用权。只有这样,才能使土地集中和土地规模化经营能够稳步顺畅向前推行。当然,土地承包权的流转要依法进行,要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能搞强迫。应该认识到,这种放弃承包权的土地流转面临着诸多困难。首先,农业税费的取消和粮补政策使农民拥有承包地不仅没有成本,反而还可以获得收入,这对增加农民收入当然是个好政策,但与此同时这种惠农政策对土地流转却带来不利影响。即使农民长期在外打工或者定居城市,完全脱离了农业和农村,他们也不愿意把承包地让出来。其次,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没有社会保障和住房,使农民工不敢贸然放弃农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 要消除这些障碍,首先,政府应该对惠农政策加以适当调整,也就是把粮补直接转移给实际种田者,而不是直接转给土地承包户。谁种田补贴给谁,这有利于发挥种田者的积极性,与补贴的初衷相吻合,而且也减少了农民不愿放弃承包地的一些经济动因。其次,政府应该加大力度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采取各种措施支持和鼓励农民工定居所在城市,与农村和土地脱离关系,让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变成城里人,永远脱离农民身份。政府把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有资格申请城市保障房,在城市里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学有所教。作为交换条件,让农民工有偿转让出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最后,政府应该为土地流转创造各种有利条件。最重要的是修改现有一些法律,扫除承包权转让的一些法律障碍,让农民拥有土地转让权,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把土地承包权转让给种田大户和其他农业生产者。此外,政府应为土地交易提供便利条件,如成立土地交易中心,制定土地交易规则,让承包地和宅基地能够在法制范围里进行合法交易。当然,在我国法律中,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该在土地转让过程中组织、协调并获得一部分土地收益权,政府也要对土地流转进行必要监督和引导,防止土地流转中城市工商资本恶意圈地和土地的滥用。 来源:湖北日报

三要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针对家庭农场建立流转土地抵押信贷机制,明晰农用地产权、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建立农民融资渠道。通过规范土地流转合同、引入事前准入审核、事中监督管理等机制,规范土地流转,以保护双方的权益。

随着农民占地不交租及“多占多补贴”(农业补贴根据占地面积核定,占地不种粮也享受粮食种子等补贴)等不公平、不合理的政策逐渐走向“长久不变”和法制化,导致村内占地不均、不公的状态合法化、永久化,导致暴力占地的现象有增无减,且诱发宅基地、自留地无节制扩张,以至诱发一些人开始攻击共产党革命的合法性、甚至有人拿出65年前的地契追讨“祖业”。土地制度不仅是农业的根,还是农村经济、农村社会、农村政治的根,乃至农村生态和农村文化的根。公平——平均地权、涨价归公是农村土地制度构建和完善的最根本原则,但这个原则在被歪曲的“改革”话语下已经不复存在。这是农村乱象丛生之源。

改革初期,我国的农村户籍人口7亿多。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我国农村户籍人口增加到了9亿多。亚洲“四小龙”之前的所有先发国家和地区,在实施工业化、城市化战略的现代化背景下,当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的时候,农村人口基本上都已被城市化——只剩下不足15%的农业农村人口。我国的工业化快接近尾声,人均GDP已超过7000美元,农村农民户籍人口不降反增,这在全球所有先发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都没有先例。笔者对此现象的解释是:全球一般性制造业梯度转移到中国后,出现了“中国拐点”——由“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逆转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制造业过剩了,中国农民工的低工资收入支撑不了农民工城市化的高成本。中国的出口导向工业化——发展一般性制造业,仅仅制造出了2-3亿城市流民,而没能制造出2-3亿城市市民及家庭。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除了要从土地资源、水资源、市场、技术、流通、农业投入等方面来考虑外,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劳动者的影响,也就是要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笔者认为,今后应把完善一家一户“小农”与发展家庭农场等“大农”结合起来,并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着力培育职业农民,形成以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为补充,以农民合作社服务为支撑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让农民经营农业获得合理利润,才能有效破解“明天谁来种地”的难题。

第三,农业产业对外开放失控,危及国家安全。

如果正视全球一般性制造业的“中国拐点”及其影响的客观存在,如果正视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高速发展背景下的农村人口不降反增2亿的现实,就必须重新考虑中国农村、农业现代化的道路问题。

一要尽快建立注册登记制度。明确认定标准、登记办法,扶持家庭农场逐步成为具有法人资格的市场主体。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要以一个家庭所能顾及的范围为限。

因为担心没有人搞粮食生产,所以政府推动土地流转,财政拿钱补贴给所谓的农业龙头企业或大户,高价从农民手上流转土地搞“集约化”经营,现在土地流转价格已经达到平均800元/亩年了,折合人民币,俄罗斯才2元/亩年,美国才100元/亩年以下,日本也只在100-150元/亩年之间。中国的农业龙头企业或大户高价租赁老农民的土地后会生产粮食吗?

笔者把农民组织内部的互助合作金融称为“内置金融”,并做了大量的村社“内置金融”的实验,实验证明:只要在村社共同体内部建立起互助合作金融,村社共同体成员的承包地和集体成员权就可以在“内置金融”里抵押贷款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成员承包权和份额所有权只要有“内置金融”与之相匹配,其地权的流动性和成员权的退出权是可以实现的。东亚小农的农地和美国大农的农地不一样,只能在“内置金融”里实现抵押贷款权。总之在我国,不是农地制度不适应金融制度,而是金融制度不适应农地制度。这个问题不讲清楚,少数人要搞私有化,很多人就会糊里糊涂地跟着起哄。其实,在市场经济体条件下,村社共同体内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有制,而是民有制,它也是一种私有权的存在形式,和股份制接近。

四是大力发展农村金融组织。积极引导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到乡村设点,加快发展村镇银行,开展农村金融服务。对涉农政策性银行以及农村信用合作社设立涉农贷款比例线,贷款主要面向“三农”,并逐步增加贷款规模。

核心提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吉林调研时强调,适应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自信,坚持变中求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推动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让我们共同关注本期经典案例。

中国农村维持了数千年的小农农业、小农社会而不得升级,最根本的原因是金融供给无效和组织供给无效。金融供给无效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发展村社共同体内置金融。组织供给无效也与金融供给无效高度相关,村社共同体内置金融强大了,村社共同体的有效性就会大大改善。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和土地产权完善,要与三农现代化道路选择和“三基”建设统筹起来考虑。日韩和我国台湾,一百多年来,只准许农村发展农民组织“内置金融”发展,限制其他金融发展,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必须下决心纠正最近数十年农村金融改革的错误,中央财政要重点扶持发展村社共同体“内置金融”发展。现在财政直接投入农村农业的已经不少了,增长也很快,挤出效应不可忽视。财政资金应该多花些用于扶持“内置金融”发展。

二、大力发展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适度规模经营

可是,我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及政策安排是立足于85%以上的农村人口进城市民化的“先发经验”之上,在全球一般性制造业“中国拐点”出现后,这个“先发经验”其实已经成为谬误。如果不同步统筹考虑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要小农的土地而不要小农的“人”,工业现代化和城市化要农民工的劳动力也不要农民工的“人”,那么现代化转型的社会风险可能会导致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夭折。

第一,农业成本越来越高,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安全危机日显。

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要创造有利条件,培养年轻有为、懂技术、会管理的职业农民,使其成为支撑现代农业发展的主体,保证农业发展后继有人。一是搞好顶层设计,建立以农业职业技能鉴定为主的准入制度。按照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生产要求,率先在适度规模化生产经营领域,研究制定农业职业资格准入制度,确保宝贵的农业资源由高素质农民经营。以此为切入点,逐步健全农业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二是以农业大户培育为切入点,完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积极开展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家庭农场、农产品加工户、致力于农业生产服务的专业农校学生以及农民植保员、经纪人、农机大户、防疫员、信息员等各类生产经营和技能服务型人才的培训,重点培养生产技能型、经营管理型、技术服务型和市场营销型等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和符合市场需求的职业农民。三是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营造新型职业农民产生的有利环境。加快与户籍制度相关的配套制度改革,逐步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划分,建立起城乡一体、推动农民自由流动、自主择业的新户籍制度。参照工业企业职工社会保障标准,建立职业农民由个人缴费、企业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职业农民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的主要问题和路线政策选择

因为担心没有人搞粮食生产,所以政府推动土地流转,财政拿钱补贴给所谓的农业龙头企业或大户,高价从农民手上流转土地搞“集约化”经营,现在土地流转价格已经达到平均800元/亩年了,折合人民币,俄罗斯才2元/亩年,美国才100元/亩年以下,日本也只在100-150元/亩年之间。中国的农业龙头企业或大户高价租赁老农民的土地后会生产粮食吗?

从我国国情看,面临的形势和压力要求创新农业经营体系。一是城镇化拉动内需战略使“明天谁来种地”的矛盾更加突出。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必然伴随着农民的加速转移。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农民工数量已达到2.46亿,每年还在以900万—1000万的速度增加,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土地。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里扎根的愿望日益强烈。二是长期以来种地收益偏低使农村适龄劳动力流失的问题更加突出。粮食是弱势产业,受成本、粮价等因素的影响,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长期偏低,严重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据河南省地方经济社会调查队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年河南省农民种粮收益为314元,和2008年相比,4年间只增加122元,每年增加仅30元左右。而全国农民工月均工资2011年就已达到2049元的平均水平,和2008年相比,三年间就增加了844元,每年增加281元,是种粮增收的9倍多。三是农村缺乏青壮年劳动力的现状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压力更加突出。当前农业青壮年劳动力的匮乏,导致粗放经营成为普遍措施,出现“广种薄收”、“只管种和收”甚至“只种不收”的现象;复种指数下降,冬季随处可以看到大面积的空白地;耕地抛荒现象严重,许多过去粮食自给有余的乡村变成了纯粹消费村。同时,随着人口总量增加、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农产品工业用途拓展,我国粮食需求将持续增加,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力越来越大。对此,关键是要创新农业经营体系,补齐农业现代化“短板”。

我国粮食产量真的实现了“十连增”吗?如果真是“十连增”,怎么会有如此矛盾的现象?事实会不会恰恰相反,我国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正处于一个相对低谷时期呢?

国家农业部门和统计部门都说: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现了“十连增”,总产超过了1200亿斤。人均占有主粮达到900斤,创造了历史新高。可与此同时,粮食及相关产品的净进口却以两位数增长,2013年达到140亿斤,也创造了历史新高。国家设定的主要农产品自给率为95%,而实际自给率已经降至90%以下了。

四、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种地农民提供服务

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等国家依仗其农业技术优势和资本实力,以自由贸易为武器,力图挤占他国的农产品市场份额、争夺定价权——追求稳定的市场份额收益和定价权收益,即实施农产品“武器化”战略,对他国经济、政治、社会安全实施“控制”。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必须确保本国农业产业的自主性,以维护本国安全。

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等国家依仗其农业技术优势和资本实力,以自由贸易为武器,力图挤占他国的农产品市场份额、争夺定价权——追求稳定的市场份额收益和定价权收益,即实施农产品“武器化”战略,对他国经济、政治、社会安全实施“控制”。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必须确保本国农业产业的自主性,以维护本国安全。

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改革以来,乡镇政府的职权被不断削弱,对其所辖的各职能部门基本没有指挥权,再加上农民村社共同体逐步解体,乡镇党委和政府几乎无法合法或正常有效地履行治权了。乡镇政府的工作一般只剩下编制数据、防堵农民上访、对付计划生育检查和跑项目“四大件”。且绝大多数乡镇党委政府完成这“四大件”工作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假”,乡镇的经济数据、计生数据、财政收支数据及中央转移支付的项目资金使用数据,不造假的已经极其罕见。

现在是“老人农业”在生产粮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990年来,我国的粮食收储价格只涨了6倍,而其他商品价格都涨了N个6倍。这种情况下当然只有劳动力没有市场价格的留守老人搞粮食生产了。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令中央领导人也忧心忡忡。

伴随农业机械化快速发展,农业科技创新加快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兴起,发展农业规模经营的基础条件日趋成熟,家庭农场已是大势所趋。

国家农业部门和统计部门都说: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现了“十连增”,总产超过了1200亿斤。人均占有主粮达到900斤,创造了历史新高。可与此同时,粮食及相关产品的净进口却以两位数增长,2013年达到140亿斤,也创造了历史新高。国家设定的主要农产品自给率为95%,而实际自给率已经降至90%以下了。

第三,农业产业对外开放失控,危及国家安全。

一是大幅增加财政对种粮农民的补贴。尽快制定农业补贴政策性条例,完善种子、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调控机制,把补贴标准与农资价格变化、粮食价格变化联动,将农业政策性补贴日常化,提高补贴标准,增加补贴规模和范围。二是完善利益导航机制。因地制宜搞好政策配套,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杠杆作用、激励作用,让政策成为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定心丸”。特别是要逐步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平衡不同生产要素的回报率,让农民种粮务农的收益能稳定增长。三是着力推进“四化同步”。围绕现代农业建设,以工业化为经济支撑、以信息化为科技助推、以城镇化为空间依托,加快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着力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村生活水平,既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又吸引农业专业人才到农村大显身手。

第四,农业现代化与农民城市化背离,导致现代化转型的社会风险越来越高。

我国粮食产量真的实现了“十连增”吗?如果真是“十连增”,怎么会有如此矛盾的现象?事实会不会恰恰相反,我国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正处于一个相对低谷时期呢?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快速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外转移,不少农村出现务农劳动力老龄化和农业兼业化、副业化现象,“明天谁来种地”问题日益突出,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对此,可以从发展规律、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国情进行深入分析,以利于形成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自觉地肩负起责任,推进粮食生产稳步发展。

我不明白,谁都不相信农业龙头企业或大户获得土地后宁可撂荒也不会生产粮食,为何各级政府却以粮食安全为由推动农地高价向农业龙头企业和大户集中呢?政策脱离实际,使得中央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和投入越多,地方政府做这样不可理喻的事情就愈发起劲。这样的激励机制下,粮食连连增产可信吗?

随着农民占地不交租及“多占多补贴”(农业补贴根据占地面积核定,占地不种粮也享受粮食种子等补贴)等不公平、不合理的政策逐渐走向“长久不变”和法制化,导致村内占地不均、不公的状态合法化、永久化,导致暴力占地的现象有增无减,且诱发宅基地、自留地无节制扩张,以至诱发一些人开始攻击共产党革命的合法性、甚至有人拿出65年前的地契追讨“祖业”。土地制度不仅是农业的根,还是农村经济、农村社会、农村政治的根,乃至农村生态和农村文化的根。公平——平均地权、涨价归公是农村土地制度构建和完善的最根本原则,但这个原则在被歪曲的“改革”话语下已经不复存在。这是农村乱象丛生之源。

从发展规律看,家庭是农业经营最有效的主体。农业是个十分特别的产业,无论是农作物还是畜牧水产都是有生命的,这个生命体每天都在变化,传统农业生产是露天的,对大自然的依赖特别强,大自然每时每刻也都在变化。怎样才能让农民关心气候的变化、关心庄稼的生长?只有当这件事情是农民自己的,庄稼生长得好坏跟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时候才行。包产到户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农民觉得生产成果与自身的利益直接挂钩,农民就尽心尽力种地,粮食就增产,这是集体劳动和雇工劳动所不具备的。

第二,土地制度等改革政策出现偏差,基层组织和政府越来越涣散,农村治理越来越无效。

我国加入WTO后,不加防范地放开了农业。无论是技术、还是种子,其自主性日趋弱化;无论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海外市场份额及其定价权,还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份额及其定价权,其自主性日趋弱化;无论是农产品及相关产品的生产、收储、加工,还是物流及零售商业,外资进入都畅通无阻,不少地方政府甚至将粮食购销体系也拱手让给外资。这样的趋势继续下去,必然会危及国家安全。

二要制定出台扶持政策。应落实中央关于各类补贴向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倾斜的要求,制定专门的财政、税收、金融、保险等优惠政策,降低家庭农场的经营成本和风险。

我国加入WTO后,不加防范地放开了农业。无论是技术、还是种子,其自主性日趋弱化;无论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海外市场份额及其定价权,还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份额及其定价权,其自主性日趋弱化;无论是农产品及相关产品的生产、收储、加工,还是物流及零售商业,外资进入都畅通无阻,不少地方政府甚至将粮食购销体系也拱手让给外资。这样的趋势继续下去,必然会危及国家安全。

第二, 关于三农的三项基本制度。如果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还必须依靠村社共同体主导农村农业现代化——发展、建设和治理,那么就必须确认:党支部领导下的村社共同体内“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业基本经营制度,村社民主自治制度是农村基本治理制度。基本的组织制度、经营制度、治理制度是一个整体。“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个“基本经营制度”已经写入《宪法》,其他两个基本制度也应该写入宪法,并长期坚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三项基本制度存在于农村土地村社共同体集体所有制基础之上,动摇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就动摇了三农发展、建设和治理的根基。中央强调农村农业改革不能碰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个底线,这是完全正确的,必须毫不动摇地坚守这个底线。只有“三基”确定了,制定政策才不会摇摆多变,转移支付才有落脚点,落实政策才有抓手,三农发展才有主体性,大多数人才能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二是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骨干力量,要按照“扶优、扶大、扶强”的原则,加大财政、金融、税收支持力度,培育壮大一批成长性好、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支持龙头企业跨区域经营,促进优势产业集群发展。

笔者走遍全国,考察过无数的农业龙头企业的生产基地,数百、数千亩的土地或数十、数百个连片的温室大棚只长草不长庄稼的景象,比比皆是。笔者每年到过的数十、数百村庄,连年粮食减产,而上报的都是连年增产。

关于我国农村、农业现代化道路问题,本质是农民和农业的组织化模式问题,可以高度概括为两条道路:一是走政府支持新生资产阶级消灭小农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另一是走政府扶持村社组织把传统小农变成有组织的现代小农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前者是“菲律宾道路”,这被证明是失败的道路;后者是日韩和我国台湾的道路,证明是成功的道路。在工业化已经接近尾声、经济发展速度已经慢下来、且依然还有9亿多农村户籍人口的背景下,政府怎么能够选择前一条道路呢?把农村农民问题快速转化为城市农民工问题,不仅使问题更难以解决,且是危险的。中国解决农民问题可能要比亚洲“四小龙”之前的先发国家和地区经历更长的时间,农村人口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来来回回可能要经历几代人的选择才能稳定下来。所以,必须停止和纠正扶持龙头企业兼并小农的错误做法,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政府必须把扶持小农村社共同体建设发展、并依靠其主导农村农业现代化作为方针和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着力点。

三是加快培育经营性农业服务组织。从市场准入、税费减免、资金支持、人才引进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多元化、形式多样化、运作市场化,使农民享受到低成本、便利化、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

现在是“老人农业”在生产粮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990年来,我国的粮食收储价格只涨了6倍,而其他商品价格都涨了N个6倍。这种情况下当然只有劳动力没有市场价格的留守老人搞粮食生产了。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令中央领导人也忧心忡忡。

较长时期以来,土地改革、农业产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调整等等,不是向巩固农民村社共同体及其自主性的方向演化,而是完全相反。特别是取消农业税的同时,也取消了村社集体凭借土地所有权收取土地承包费的权利,导致党支部领导下的村社共同体的民主自治制度,因失去产权制度和经济基础支撑而日趋名存实亡,党的领导在农村日趋弱化,农村黑社会化的趋势日趋明显,而这种趋势还在继续。

一是大力发展农民的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要进一步制定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做大做强的优惠政策,重点要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增强技术服务能力、农产品加工能力、农产品品牌营销能力和资金互助合作的能力,形成生产合作、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合作机制。

改革初期,我国的农村户籍人口7亿多。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我国农村户籍人口增加到了9亿多。亚洲“四小龙”之前的所有先发国家和地区,在实施工业化、城市化战略的现代化背景下,当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的时候,农村人口基本上都已被城市化——只剩下不足15%的农业农村人口。我国的工业化快接近尾声,人均GDP已超过7000美元,农村农民户籍人口不降反增,这在全球所有先发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都没有先例。笔者对此现象的解释是:全球一般性制造业梯度转移到中国后,出现了“中国拐点”——由“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逆转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制造业过剩了,中国农民工的低工资收入支撑不了农民工城市化的高成本。中国的出口导向工业化——发展一般性制造业,仅仅制造出了2-3亿城市流民,而没能制造出2-3亿城市市民及家庭。

第一, 关于农业和农村发展道路。

三、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大幅度提高种粮农民素质

第一,农业成本越来越高,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安全危机日显。

可是,我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及政策安排是立足于85%以上的农村人口进城市民化的“先发经验”之上,在全球一般性制造业“中国拐点”出现后,这个“先发经验”其实已经成为谬误。如果不同步统筹考虑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要小农的土地而不要小农的“人”,工业现代化和城市化要农民工的劳动力也不要农民工的“人”,那么现代化转型的社会风险可能会导致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夭折。

一、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调动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我国当前农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第一,农业成本越来越高,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安全危机日显。 国家农业部门和统计部门都说: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现了“十连增”,总产超过了1200亿斤。人...

从国际经验看,各国农业都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纵观世界各国农业生产经营,都是以农户为主的。农业搞得再现代化也还是以农民家庭经营为主,只不过规模大小不一而已。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无论是“人少地多”的美国、加拿大,“人地平衡”的法国、德国,还是“人多地少”的日本、韩国,家庭经营都是最普遍的农业经营形式。

第三,关于农村土地金融制度的完善。现在,有话语权的主流人士普遍的认识是,只要土地私有化了,农地就可以在金融机构抵押贷款了,农地就是农民真正的财产了。这个认识是完全错误的。越南的土地私有化进行了20多年,越南农民的农地照样不能在金融机构里抵押贷款。日、韩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农地也不是在正规金融机构里实现抵押贷款的,而是在农民共同体的内部金融系统里实现抵押贷款的。东亚小农的农地和美国大农的农地是完全不一样的农地,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农民。美国大农的成片农地是可以在正规金融机构进行抵押贷款的,或者说美国的农地产权和正规金融是匹配的。而东亚小农的农地不可能成为正规金融机构的抵押品。不是土地制度不适应金融制度,而是金融制度不适应土地制度。

第二,土地制度等改革政策出现偏差,基层组织和政府越来越涣散,农村治理越来越无效;

改革以来,乡镇政府的职权被不断削弱,对其所辖的各职能部门基本没有指挥权,再加上农民村社共同体逐步解体,乡镇党委和政府几乎无法合法或正常有效地履行治权了。乡镇政府的工作一般只剩下编制数据、防堵农民上访、对付计划生育检查和跑项目“四大件”。且绝大多数乡镇党委政府完成这“四大件”工作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假”,乡镇的经济数据、计生数据、财政收支数据及中央转移支付的项目资金使用数据,不造假的已经极其罕见。

第四, 突破农村改革发展的意识形态障碍,依法改革。邓小平晚年把“承包”定位为解决温饱的“过渡”模式,他强调共同富裕必须“二次飞跃”——发展集体经济。习主席强调两个三十年不能对立起来,强调农村农业改革必须坚守土地集体所有制底线,强调发展集体经济和实现共同富裕。这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和人民的愿望。可是,在中国的大学及研究机构、在网络媒体等虚拟世界、在法学界、金融界和民营企业家界,总有一种另外的改革意识形态在左右农村改革发展:你主张土地集体所有制,他就攻击“产权不明晰”;强调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就被攻击为“平均主义”;你主张重建村社共同体,他就攻击为“复活人民公社”;你强调党支部的核心作用,他就攻击为“一党专制”;你强调粮食安全,他就攻击为复活“计划经济”,“倒退、反市场经济”等帽子满天飞。中央的任何一个决议经过他们的解读,就完全变味了。因此,改革必须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必须建立依法改革的意识形态,必须依法改革。

关于道路方针政策的选择

笔者走遍全国,考察过无数的农业龙头企业的生产基地,数百、数千亩的土地或数十、数百个连片的温室大棚只长草不长庄稼的景象,比比皆是。笔者每年到过的数十、数百村庄,连年粮食减产,而上报的都是连年增产。

我不明白,谁都不相信农业龙头企业或大户获得土地后宁可撂荒也不会生产粮食,为何各级政府却以粮食安全为由推动农地高价向农业龙头企业和大户集中呢?政策脱离实际,使得中央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和投入越多,地方政府做这样不可理喻的事情就愈发起劲。这样的激励机制下,粮食连连增产可信吗?

编辑:农业 本文来源:向农业规模化经营纵深走去,当前农业发展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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